程序正确的代价

基于我在北美的生活经历和对文献的理解,我认为,在很多民主国家,“程序正确”正在被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范式,面临很多尴尬。不解决这些尴尬,仅仅凭借政治正确的议事程序,并不能从本质上实现公平公正。

现实中和人有关的事总难免有争议。但由于人与人的社会地位、获得资本和知识的渠道有区别,发出声音的影响力也会不一样。能否在这些差异存在的基础上做到公平、公正,关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合法,意味着保障公共生活秩序的法律法规受到全社会的保护;合理,指的是政策能体现这个社会里人的价值观共识,而不是任由哪个群体自由发挥。

缺乏合理性的政权统治可能会出现以下现象:雄辩者先声夺人、当权者以势压人、资本家以强凌弱。为了让这种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民主自由国家努力的把弱势者的声音纳入议事程序,用各种法制手段保证最终决策是兼容所有声音的结果。按照这套程序行事,就是程序正确。

1♦ 决策者的尴尬: 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冲突

制定政策目的在于赋予利益相关者权力,并附带义务和约束条件。当现有的政策不灵,或执行上有偏差时,决策者往往通过出台新政策来矫正。执行新政策一定会干预到现有的权力平衡或者利益分配。所以,当执政者利用这些干预手段想要达到Ta的目的时,就出现了合理性的质疑,比如:

何以见得这些新政策就是明智的?谁来挑战有争议的政策?怎么确保执行者领会政策制定的目的?如果做不到,又怎能确保实现政策的初衷?

推出政策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几件事:

  • 到底是政策制定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只有在难以解决执行问题的情况下,才适合推出新政策作出干预。
  • 如果原政策制定时漏掉了特定群体的诉求,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群体的要求在议事程序中提出来重新讨论?
  • 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否符合社会共识?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内城的旧屋改造,目的是消减贫困,改善旧城居民的生活,提高安全性,出行更加便捷,这些诉求是人的基本需求,追求它们属于社会共识。然而利用大量公共资源改造某些居住条件一般或者尚好的社区,为满足某些领导的审美好恶,开出特例,美化某条路线,其实难以服众。这样的政策和举措,冲犯了政权的合理性。

2♦ 专业人员的尴尬: 被异化了的职业身份

在资本当道的社会,因为社团之间的利益分歧过大,讨论一个泛泛的、公共民意在当今社会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专业人员的角色,从过去大家普遍以为的公民利益守护者逐渐变成了特定社团或不同社团联盟的代言人。值得一提的是,专家意见是被赋权的知识,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被赋权的专家与市场资本联合,形成的话语权是惊人的。

现实中的治理困境,通常是因为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下,专家意见被删节、扭曲,专门用于服务利益集团,甚至专家本人也成为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在古代乡土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乡绅和地方官充当百姓和朝廷之间的润滑剂,体恤民情,沟通上下,与朝廷文官体系形成制约皇权的“公民社会”。可见无论中西,知识分子阶层自古以来都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传递信息、缓冲压力的重要夹层。

被特权和资本异化了的专家不再具有缓冲社会矛盾的功能。缺乏有效的途径沟通和调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过分依赖权力、暴力和扭曲事实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造成无数恶性对抗事件和家庭悲剧,旧房改造、拆迁,成为一个时代的痛。

3♦ 民众的尴尬:无意中被操纵

写这篇文章,源于看到国内对公共参与形式化的批评。参与讨论的学者认为,公共参与并不能当做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而且适用人群不应该理解为泛泛的民众,而应该是和讨论事项直接有关的利益相关人。

公共参与被批评“走过场”,问题不仅出在程序和对象选择,还对民众的参政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归根结底,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民众的参政水平都对决策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程序正确往往掩盖或误导了这些因素。

多数人共同作出的决定是不是比少数人更可靠?

古斯塔夫・勒庞否认集体智慧,他在《乌合之众》里的观点是大众的集合智商可以很低,很低。媒体被权力和资本左右夹击,公民已经不是独立的理性人了。

美国的公民社会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多元方式结合,是以共同利益为核心,个人自愿的方式结合。但以今天的美国而论,掌权者并不一定是政府,企业界、大公司的资本力量足以影响甚至左右政治权力。多年来大型企业图利心切,并不关心社会公益,由他们扶持的代言政治家也成傀儡。

即便美国奉行民主自由,政治力相对僵化,换了政党也无法从本质上出手解决社会难题。因此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也会出现由盛转衰的社会规律,只不过周期会长一些。

4♦ 反思和总结

有很多事情,当我们不去质疑它的初衷,而尽心尽力的争取获得全面的视角和立场,往往结果是比较好的。启发民智、公民教育,为塑造健全人思维多角度、全面立场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并不是说,想作出更聪明的决策,就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汲取民意上。在民主和自由当道的社会,问题有时候反而出在太多精力花在获取不同声音的程序正确,而忽视了真正的正义和作为。

最后,我还是总结一下我的观点,

  • 政策制定的目的必须符合社会共识,而不仅仅是满足某个群体的利益。
  • 汲取民意并不能保证公平公正,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公民的参政水平低下,走民主程序可能导致荒唐的结果。
  • 启发民智,从长远的角度,是保证社会公共生活的健康的出路。美国人会选出Donald Trump这样的总统候选人,再次证明了把决策权交给失去理智的民众有多危险。
  • 健全人的思维是能全面的视角和立场,得出独立观点。
  • 然而以上这一切,都不是让公众停止参政,把决策权拱手让给精英阶层或独裁者的理由。从人类社会的规律看,追求公平公正是所有人、而非少数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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