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John Friedmann聊社区规划

过去一年,我调研走访了国内几家规划机构。当规划师们聊到老旧社区改造时,都遇到机构壁垒的困扰:社会管理和城市规划政策分离,两个系统决策不一致。

另外,市级政府通常没有旧区改造专项资金,遇到体育赛事和庆典,才会临时划拨市容整治经费,其中一部分用于临街建筑翻新。该经费一般由社会口支配,很少与规划管理对接,因此绝大多数老旧小区只能在大赛来临前夕做些简单的修修补补,而不涉及解决社区的根本难题。

在跟同行接触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职业规划师普遍对老旧社区改造抱着一种困惑、迟疑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人们把社区改造的最大障碍归结为设计规范落伍,或说规划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我以为规划师还面临着伦理层面的困扰,也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我想起规划理论课上曾跟导师约翰 • 弗里德曼的一番对话。

弗里德曼把规划职业分成国家规划师、城市规划师和社区规划师三个类型。这种分类不仅体现在规划内容的差异上,还暗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三者层层递进,社区规划一定要在国家规划和城市规划相关的理论实践成熟后,才会出现。

比如,19世纪的美国景观建筑师们在美国全境范围作出了一个国家公园计划。1920年代,国家公园计划包括15个国家级自然景观保护区,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8个。这番举措意味着美国拥有了一个大胆的永久性规划,它不受政党权力交替的制约,拥有法律效力。

美国在国家公园计划之外, 还逐一完善了国土分区和国家高速公路系统。在执行这些规划的过程中,联邦 州 城市和地区政府、铁路 军队 环保 教育 公共卫生 等职能部门,必须密切协作。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又发展出从制度到产业都相当健全的社区管理系统。

当今中国的城市建设直追北美,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社区规划这个层面了呢?

当时弗里德曼跟我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老师以为,虽然现代中国很多方面都追随西方、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老路上,但社会治理从渊源上与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大相径庭,他就此推测中国很难在社区管理层面借鉴北美经验,因为从目前局面看,还没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从国家规划和城市规划队伍里分流出来,改行进入社区事业的趋势。

我同意老师前半部分的观点,即中国会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模式。但我认为社区规划不必要等到规划机构人员离职,像北美一样,换到小型事务所或非政府组织等散落的团体,才算是社区规划师。我反而认为目前中国规划机构内部的从业人员更有机会从体制内推动社区治理改革。当面临改善民生的目标时,没必要夸大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因为从中国社会治理的特点看,国家-社会 并不是背对背的关系。

我曾在 小谈治理 中提到,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发展出完善的产权制度,因此国家为百姓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并不太明确。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要想让一个疆域辽阔的封建王朝顺利运转,依靠的是皇权与儒生之间的合作和相互牵制。慈善救济等公共事业实际上主要由民间的士绅阶层和商会承担,国家的作用不大。

直到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依然遵循这样的逻辑,国家在民生问题上依然依靠民间的力量。

导师后来也认为,与其在形式上争论,不如把精力放在研究中国社区规划的契机上。毕竟,学习规划理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城市规划的发展规律。

我接下来从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社会治理两个角度谈谈社区规划在中国的时机。

01 国家规划师的传统

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的职业规划者,也就是规划机构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国家规划师”。这些人没有物业运营资源,也缺乏参与社区事务、摸索改革路径的耐心。

他甚至悲观的认为,由于我们的教育体系不鼓励人文观察,对抗过时的政策招数有限,一旦脱离政府和开发商,国家规划师就很难开展业务。而这一切终将造成中国规划师的身份局限:提供专业服务时,视政府和开发商为客户,为他们的利益代言,在多方角逐的谈判桌上,职业立场和专业协作经常是缺席的,因此,国家规划师或城市设计师不会把社区规划视为主要业务。

只要大型开发不停,国家规划师的业务就会一直放在空间增量上;只要设计师的主营业务还是按空间收费,城市规划师一提起老旧社区,就还是习惯性的建新公园、新设施,高层取代窝棚,把它当成环境整治或一次性建设。

“拆迁拆出GDP” 这话并不夸张。中国2010年代市级财政70%以上靠的是地租。拆掉旧的才有土地增量,所谓的“拆一还三”,多出来两倍的楼面面积就是规划项目的来源。

不过,这种建立在空间增量基础上的项目只能叫小区规划,不是社区规划。目前中国还没有“社区规划师”这个职业。

02 中国社区规划始于社区治理改革

简单的说,社区治理改革就是把社区交还给居民。社区是大众的社区。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从政府大包大揽,过渡为政府、企业、居民三方面协作 。

聊到社区治理时,我跟弗里德曼有个共同观点,那就是中国的规划改革不会从规划师培训开始。这是因为,一来,规划行业主体依然是政府,政府改革对规划执行的渗透力远远大于职业教育;二来,我们国家的规划教育体系不利于多学科融合,推进改革。

国内城市规划的本科教学受文理分科限制,很少有人能突破其间界限。文科生不离国家规划,关注人口和产业,研究国家宏观政策;而理科生重点学习城镇规划,沿袭建筑设计传统,从城市设计空间造型学起,逐渐熟悉各种尺度的城市布局、交通规划、工程图则、生态系统和小区设计规范。毕业工作后,理科生画方案,文科生批方案。前者作形态,后者定政策。两套语系,两种思维。

社区需求千变万化,不少社区身上都有潜在可挖掘的增值服务。在源源不断的发现、落实社区多元化需求的过程中,我们其实需要很多既懂空间设计、又明白社会运作的跨界达人。这其中既包括对社区公共事务热心的社区领袖,又包括热衷于推进城市管理改革的资深专业人士。

中国的社区治理改革绝非平地起高楼、从零开始。由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社工团体这些年逐渐发挥出跨界优势,为社区治理改革探索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解决路径。

社工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阀门。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其中不排除帮助政府的成分,但社会工作者不能完全受政府控制。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民众参与社区管理的程度很高,在新加坡的数十万名义工里,绝大多数都是兼职,只有少数人员受雇于政府。

在北美国家,社区治理的大多数内容是由非政府机构,如学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基金会承担的,相当多的社工隶属于这些机构。美国红十字会40%的工作人员是社工。社工是全美最大的提供临床心理服务的群体,这个群体比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和精神科护士的总和都多。

社工经常接触复杂的家庭和社会冲突,这就要求他们有极高的心理素质和沟通能力。很多社工需要接受4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职业培训,学习咨询、沟通技巧,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知识。社工经过严格培训,成为能解决针对性问题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社会慈善。

中国已经开始有民间团体开设相关的培训,比如公众号“乡愁经济”在最近的泉州古城社造活动中,为社区领袖、规划师和创客开设学堂,提出“三合一”团队自己动手社区营造。

义工是社区健康的生力军,类似医院里护士的作用,既辅助医院的运营,又在医生和病患之间架起人际沟通和专业协作的桥梁。社区营造需要义工这种具备专业和管理双重才干的人才储备。

03  弗里德曼提出社区治理的三重标准:宜居、高效、可持续

宜居主要指社区的物质环境条件。社区物质环境的规划要围绕居住环境的目标,即亲密、丰富、为个人成长提供支撑。

高效主要指管理水平及管理效率,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规章制度适合于当地社区的客观条件,管理资金的投入-产出比适当等。高效意味着管理水平和机构设置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可持续主要指健康的社区发展的模式,生态环境可持续、管理模式可持续。公众对社区有拥有感,社区运营不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拨款,具有应对社会经济的变化的自我修复能力。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建立一种可操作、可复制、可持续的城市社区样本,动员多重资源以达到改善城市公共生活品质的目的。社区公众参与做的比较完善,能获得政府、企业、社区的多维支持。“遇到事情可协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健康。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计划要找合作伙伴启动社区动员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找2-3个具体项目跟踪实施全过程。我希望了解社区如何一路凝聚各种资源,丰富社区内涵,合作伙伴如何互动。这项研究涉及到社会化服务、宅文化、互联网、联合办公、社区领袖、社区调研等全方位的合作。我暂时不会拘泥于哪一个特定目标,采取灵活机动的工作方式。

愿与有志者结缘,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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