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治理”

在中国谈“治理”要慎重,一方面,它在2015年被网络监管列为政治敏感词,另外在学术领域,中国历史渊源造成了治理的主体跟西方不大一样,在讨论民主、民治、天赋人权这些用语时,我会在课堂上提醒学生,不要用现代国家的建制,而是从亚洲伦理的角度解读中国。

治理 (Governance) 指的是国家制定制度来提供与公共产品有关的服务。治理水平直接体现在公共服务的好坏上。

欧美国家认为治理不是政府单方的行为,而是社会对政府管理的弥补和监督,很多时候,社会力的设置是为了监督政府的正义性。这种视角在中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国家与社会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对抗 。在中国谈治理并不刻意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渊源造成官员身兼国家和社会职责。

比如在欧美国家,个人对国家的经济义务体现在税收上,纳税人养活政府公务员,所以政府相应要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展出完善的产权制度,个人要向政府缴纳多少税款,政府提供多少福利,缺乏明确稳定的标价。即使在太平盛世,税收也是由政府决定,而政府很少提供与税收对等的社会服务。这样一来,许多社会慈善事业,如开设粥棚、育婴堂,组织民兵救火队,赈济灾民,都不是国家拨款,而是地方士绅牵头或自掏腰包以身作则。

有一定社会身份的大户人家和商会由于长期对这些慈善事业出钱出力,所以行政官在处理各种百姓纠纷,断案时,都要。总之,联合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和这些代表社会力的乡绅之间,更多是权力上的交涉合作,而非楚河汉界划分得特别清晰。然而欧美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发展出健全的法制系统,适合大范围的陌生人精密合作,血亲和地缘关系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后者却正是亚洲伦理的基石。

历史学家卜正民认为,古代中国慈父式的威权政府在各种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并非完全独断专行,尊崇儒家思想的士绅一方面是国家的“公务员”,同时也是地方百姓的“父母官”。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儒生士官的伦理传统对皇权还是有相当大的约束作用。他们在与同门、同乡的频繁往来中,织成一道层层叠叠的密网,把民间地方的信息和经验输向朝廷,很难说这些官员们的政治主张代表的是“社会”还是“国家”。

把政府当成“父母官”不是现代治理的思维。谈治理,我们希望政府管得少一点、精一点,把社区交还给居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治理并不来自传统政府,不是政府一家说了算。比如说,应对毒品贸易、金融监管和气候变化,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其中不仅仅是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很多贸易组织、科学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打击毒品还涉及到不同国家警察的跨境合作。合作水平的高下,衡量着治理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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