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人性,还是制度问题?从一起学术欺诈案读懂人的本质

学术造假之恶,在于它误导整个学术群体。其中罪大恶极者,甚至造成学术界失语,一旦人们开始对知识创造产生质疑,将对社会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

例如,瑞典顶级医科大学的一名医生Paolo Macchiarini曾在外科手术疗效数据上造假,导致多名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后身亡。

欧洲社会心理学家Stapel曾是荷兰的学术明星,2011年他被揭露数十项发表的研究中有学术欺诈行为,一时间震惊世界。透过对本案的回顾,或许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人的本质。

-01- 回溯事件经过

2011年,Stapel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科研报告,内容是他在乌得勒支火车站的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垃圾填埋场的脏乱环境会引发个人种族主义倾向。”在此之前,他在另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表明“吃肉会让人变得自私和缺乏社交性。”Stapel曾出版过20多项类似的社会观察研究。

他的研究经常揭示:类似种族歧视这样的重大问题与日常小事息息相关,他的新奇观点对读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暗示微观改良可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研究角度很容易受到媒体关注,加上他本人与人为善、幽默自信,一时间成为荷兰的学术明星。不到四年,他就当选社会行为学学院院长,学生们蜂拥到他的实验室。

他本可以从研究中退出专注行政管理,但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自己无法抗拒创造新成果的诱惑。”当院长之后,还有很多同事找他合作新课题。

2009年,曾有研究生指控Stapel从事数据欺诈,当时学院并未重视。直到2011年,几位学者对他著名的火车站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这项研究数据和以前太过相似,极为可疑。于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组成调查小组开始调查Stapel。

调查组的最终报告显示,Stapel过去10年至少有55篇研究报告涉嫌欺诈罪,这其中涉及到10篇由他指导的博士论文。

学校随后暂停他的教研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丑闻公诸于世。这成为当时荷兰的头条新闻,媒体在在后续几个月里对这件事件的报道热度丝毫不减。

一夜之间,Stapel就从受人尊敬的教授,一个学术明星,沦落为学术界数十年来最大的骗子。

-02- 凭什么定罪学术欺诈?

究竟是哪些确凿证据,让这位学术明星牢牢的背上“学术骗子”的恶名?我读过几篇Staple被撤销的论文,再读了纽约时报那篇报道,认为给Staple定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条:

1. Staple对实验数据的管理相当糟糕。

调查组首先发现他收集实验数据的大学存档混乱,作为首席研究学者,他本人要为此负责。

早在2006年,Staple就为乌得勒支火车站的研究整理好数据,准备发表。Staple的很多实验数据是他在2000年到2006年雇佣本科实习生收集的,这意味着数据年代过久——以观察为主要依据的社会研究一般来说,5年是上限。此外雇佣缺乏系统学术训练的本科生,数据可靠性受质疑。

2. Stapel无法复原他在实验中描述的条件。

具体的证据是,他在研究种族主义倾向与恶劣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正处于环卫工人罢工阶段。一般来说,社会观察为基础的研究尽量要回避动荡的环境,在相对平和的条件下作观察,这是为了避免在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时,有太复杂的外界因素干扰。

3. Stapel故意对实验数据造假。

Stapel设计的实验之一,是实验对象坐在电脑屏幕前, 一个图像在屏幕上闪现0.1秒,接下来直接询问被测者,看他们对闪现0.1秒的图像是否有反应。Stapel对这项实验的预测是:人们在看到图片前如果有语言暗示和图像相关的词语,那么被测者能更容易识别图像,比如播放爱因斯坦的图片前提示“智商”这个词,虽然0.1秒时间很短,但他假设人们有调动潜意识来加强认知的能力。

在他的另一项实验中,被测者面对两张女性的脸,其中一张有吸引力而另一张很不起眼。接下来要求被测者给自己的个人魅力打分。他假设看到身体暴露图片的被测者,给自己的评分会相对较低。

这些实验 最终都没有得出Stapel期待的结果。但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实验的设计上,并确信他的假设是对的。为了能发表这些研究,他几乎更改了全部数据。

在他最富盛名的巧克力实验研究中,Stapel发现受访者提供的数据完全没可能支持他的假设,于是他把大部分的问卷丢弃在校园外的垃圾桶,回到家自己模拟实验,并根据自己的猜测建立数据集。事实上,在这个实验中他本人是唯一的样本。

他后来对调查者说,他当时感到既可怕又如释重负,他意识到仅仅稍微调整下数据就证实了他原先的假设,这样的结果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

-03- 学术欺诈,绝非偶然

《纽约时报》的记者花费近一年时间跟进调查,并采访到Stapel本人,终于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揭露本案。《纽约时报》透露的细节显示,这绝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谣言、诈骗、扭曲数据,在Stapel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2009年,就有研究生向系里报告,怀疑他们的教授作假,但从未引起校方足够的重视。

另有年轻同事曾质疑他的研究数据,这位不希望透露姓名的同事告诉记者,他的主管在接受他的投诉后,告知他没有义务报告院长的可疑行为,并警告怀疑院长可能对他的职业造成风险。

在发表2011年那篇著名研究的当晚,Stepel 的大学同事M,同时也是他的大学好友,曾在私人场合质疑他伪造数据,认为他在不同的研究报道的数字似乎是相同的,Stapel矢口否认,但承诺以后要小心。

Stapel的地位就像是个盾牌,保护他免受同行质疑,他的信心在这过程中不断膨胀。如果他曾经有机会收到关于职业生涯的警告,那肯定会有帮助。

遗憾的是,即使这种警告存在过,它也过于微弱,就像一直加速的车子一路都没有红灯,一路向前开,等待它的结果只有爆炸。

-04- 学术背后透露出真实的人性

读到这里,我们也看出这个“学术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毁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名誉,他个人的学术生命,还涉及到家人、同事、他无辜的学生。

骗子固然可恶,但如果社会不能对此事做出明智的反省,只是把作恶之个人赶出局,甚至群情激昂,对其投石相向,我觉得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完了。

在人类历史上,公众施加各种暴力,将不符合社会规训的个体驱逐出境的事件一再重复。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语言造势者用消除个体的捷径,让个体为集体的蛮荒埋单。

这其中还有更深层面的理由,那就是:大众根本不愿承受不幸事件可能带来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源于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的,社会规范的建立和固化过程。人们宁愿通过名人陨落的轶事,教育别人。无关痛痒的道德陈述给大多数人带来快感,这种息事宁人的小民态度,却着实阻碍了我们的社会,向更深层的人性之旅层面迈进。

我个人非常之不愿,用浅白的方式解读这位学者犯下的罪行。因为在了解这场事件的始末之后,我感到汗毛紧竖,我深深懂得,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想做到绝对的清白是多么不易。

Stapel 对学术界所犯下的罪行,可能足矣判处他在学术界的死刑,但,如果他不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切不可太低估人性的复杂。只有看懂他的职业经历,了解他为何这样做,你才有资格说:我可以做到,跟他不一样,我要用正直的方式做科研。

Stapel 在2011年至2013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陷入深深的沮丧。他依照心理学治疗师的建议,用文字记录下他对生命的思考。

Stapel在描述自己的生活时,总是围绕着他的学术生涯。失去了学术身份的他,一时找不到生活下去的方向。

Stapel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他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绝对的影响,他们强调专业能力,父母那一代人坚信:“你取得的成就塑造了你是谁。”

高中阶段的Stapel,学习、运动样样出色。他不仅写剧本,还表演戏剧。大学时期,他的同行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研究者,他获得了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的奖学金。Stapel在写博士论文时大量运用实验研究,浸染在一系列的心理实验中,这种专注训练令他对心理实验方法掌握得炉火纯青。

无论实验结果如何,他都被数据所吸引。他告诉记者:“我不曾见过任何人,从未经历研究失败”。即使是最幸运的情况,也有失败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一半研究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

学术世界真的不快乐也不完美。不快乐是因为你要习惯面对失败。你的数据不可能总是看上去那么漂亮、整齐。不完美是因为,凡俗世界本身就不完美,想要理解这个世界就要认真用眼睛看,用头脑想,用耳朵倾听。

在学术的世界里,真相并不只有一个。你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当被问及他为什么欺骗学生,给他们使用虚拟、错误的数据库。他对记者解释:真实的学术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和一种随时让你感到会毁灭自己的东西。于是,这位学术明星用他自己获得成功的方式,把虚假的数据交给他的学生使用,他想要让自己的学生有一个完美的学术生活。

Stapel竭力把自己的研究项目做成一个结构简单,美丽的故事,为此,他必须要掩盖一些实验细节,他没有耐心去为不完美的数据寻找其他解释,而固执的突出自己设计出的思想方法。

他的10个博士学生是无辜的,不幸的是,他们的科研成果被玷污了,这些博士论文很难通过答辩。Stapel不知道能否得到学生的原谅,活在内疚和羞耻感里的滋味相当难过。他对记者说:“我想我需要电击,不过,这还不够。”

Stapel的妻子Marcelle向记者描述她对丈夫的看法:

我把他看成是一个父亲,我的丈夫,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还是他父母的儿子,很多人的朋友。他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还是科学家和老师。我发现如果他想要把所有这些身份都要表现很好,哇!对他个人而言一定是种深深的自我伤害,才能与他科学家的身份完美结合。

社会研究充斥着大量欺骗的机会和动机,就好像饼干罐放在桌上,没有盖子。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当前学界最紧迫的是确定哪些学术成果和方法还值得信赖。只要无人揭露,科学界对欺诈不以为然的风气就不会消失。

从Stapel的个人经历看,他尽力想要回避失败的经验。他的父亲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为他辩护说,“我认为要怪就怪(学术圈)这个系统“。他这样讲的依据是大学的管理者们和期刊编辑应该更密切的监督他。

Stapel摇了摇头,表示个人能够“接受这件事”。他跟父亲的观点不同,认为“不能说这是制度造成的。他说:

“你想通过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来减轻痛苦,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件事发生了,我的确是做了这样的事。”

-05- 我们该如何面对不完美的学术世界?

我认为从这起事件中,可以明白几件事:

1. 学术非儿戏,需要学者本人严格的自我管理。小到资料存档,引用规范,大到数据处理和谨慎的得出结论。每个细节,都涉及研究伦理学。反复用自己过去的研究来寻找新东西可能是不道德的,这其中包括一些触犯到研究伦理的失误,被测者没有签第二份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就被不知不觉的再次参与到新的调研中。

2. 你必须能理解支持某个科学理论的依据,然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很难做到。当我们在深度思考自己手中的研究项目时,很容易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只看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忽视其他数据。某些失误,并非源于研究者的道德缺陷,但数据处理偏见和分析结论时造成的错误,都会毁坏研究的可信度。对科学家来说,主观地解读或者操控数据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3. 任何一位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永远都面临选择,每次困境都是艰难的考验。这就好比走到一个叉路口:一边通向真理——它可能令你的结论不甚满意,数据对结论的诠释也显得迟钝;而另一条路,像极了美好的召唤,它指向更明朗响亮的结论,但却要你动动脑筋做出虚假或部分真实的数据。

在追求证据真实性这一点上,科学和哲学或许差异不大,但归纳法是科学的特质。一旦数据不可靠,支持科学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4. 每一个学者都要历经煎熬,在科研领域,失败是家常便饭。

5. 培养出一名学者,需要的不仅是学术环境,整个社会都要有更大的耐心。

良才美玉,很难在泥土中长成。最近大家都在微信转发《美国教授写给开出中国留学生的信》,我们从中大致可见两种学术生态造成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思路。

社会身份给一个人的保护,超过人们的想象。如今中国的学术明星,他们的定位和财富远远超过他们的同行,而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学者,却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面对这种局面,有多少学者还能坚持?默默守候在实验室,数年如一日的推动重大试验,作出深刻的研究成果?这是对人心的考验,更是对社会的考验。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经费和科研人数增长令人惊讶。然而,中国在创新和科技方面也遇到很大挑战,其中学术不端已经让某些领域不堪重负。2017年4月,学术出版巨头Springer撤销了107篇发表在《肿瘤生物学》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被撤稿的作者全是中国人。这起丑闻使得全球学界对中国学者再次亮起红灯。

从 Staple 的职业经历看,世界顶尖学府也不乏学术欺诈行为,在中国高校对海归学者求贤若渴的当下,别忘记学术不端已经是世界性的问题。

如今有大批接受西方正统学术训练的年轻人回国工作,这些人能力技术优厚,勇于接受挑战,拥抱新观念,主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让大多西方发达国家同龄人羡慕不已。可以说,这也许是中国100年来,创新和科技发展最好的时代,然而我们也遇到不少挑战,学界、业界有太多陋习,比如对知识原真性的不屑,做事功利心重,盼望一点努力就能立竿见影。

以我的直觉,中国还没有抵达一个“做学问”的时代,供养学者不断创新的是市场需求,而非对真知的认同和求索。像上世纪30-50年代那样,中国再次出现杰出学者盛况空前的学术繁荣,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我的估计是:还要再等上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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